宪法的司法独立原则

宪法的司法独立原则

宪法的司法独立原则解读

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遵循的一项宪法原则还是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可能还有一定的争议，编者倾向于认为它是一项宪法原则。作为宪法原则，它是分权原则和法治原则的产物。分权的结果将国家权力分解成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其相互制约以达到一种均衡，而权力的均衡在于各权力之间的力量要大致相当，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它相对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是较为弱小的，为了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犯，必须赋予司法权以更多的独立性，使之能够排除来自其他领域的干扰。同时司法权判断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既不应受权势的压力，也不应被民众的激情所左右，而只应服从于法律，服从于法律的理性，“司法独立最终归结为一条根本的内在的理由，这就是：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的判断性要求他排除干扰与利诱，保持公正与纯洁，不偏不依地依既定规则进行判断……然而法院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从根本上排除所有的影响判断活动的不利因素的”;“法官必须是法律的保管人;君主一定不能自己成为法官，因为这会灭绝‘那些独立的居间权力’。国王的大臣也不能担任法官，因为他们缺少一个法官所必不可少的超然和冷静。”“法院要求法官这一方有一定的‘节制’以及一定程度的冷漠。”“为使法官绝对服从法律，法律将法官从所有国家权力影响中解脱出来，‘只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司法独立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意，在各国家机关中，最能体现法治的理性精神的当属司法权，在纠纷的裁决中，司法机关要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就必须有一系列程序规定，这些程序体现了法律的一种中立、超脱的精神。“我们从法官回避制度的原理中就可以发现法官需要纯净的心态，同样，我们可以从程序的‘作茧自缚’原理中了解到司法需要纯洁的环境”。司法独立亦有利于保障人权，司法权只有独立后才能充分发挥其权利的救济作用：当公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可以通过独立的法院的审理得到公平对待，当公民被行政机关侵权时他们可以启动行政诉讼程序以维权，当公民被立法机关侵权时他们可以通过宪法诉讼获得救济。

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宪法对“审判独立”、“检察独立”原则的确认。但“审判独立”、“检察独立”与“司法独立”是有区别的，“审判独立”、“检察独立”强调的是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审判活动、检察活动的独立，而不是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独立，它们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仍然可能是依附的、非独立的。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才有宪法第128条的规定——法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第133条的规定——检察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第124条第2款、第134条第2款)。这种机构不独立、只是活动独立的体制，最终很难保证审判活动、检察活动的真正独立。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首先要有作为“机构”的独立性以及与此相应的人事、经费的独立，才可能有真正的审判、检察“活动”的独立。因此依据我国宪法目前对审判独立和检察独立的规定来看，这种“独立”是不完全的，被局限在“行使审判权”、“行使检察权”的活动中。而且，“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没有排除立法机关、政党的干涉，因此有学者提出应当恢复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的规定。同时，为与司法独立原则相适应，法官的限任制应当改为终身制，各级法院与同级人大的关系不应是“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应当超脱于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而体现一种独立性。

司法独立的现实体现

司法独立虽然产自资本主义但并非一定姓"资"。如《古巴共和国宪法》第122条规定:"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于法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30条规定:"法官和陪审员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说明司法独立可以"姓社"，并非只"姓资";也并非必然与三权分立挂钩。它揭示的是现代法治的共同规律，因而也已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理应为我所用。司法独立也并非只能适用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用司法权来制衡强大且易被滥用的行政权，而这种制约机制同样可适用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中国，因为中国政体中行政权和司法权也应是彼此独立的。可见，在中国接受和实行司法独立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但中国的司法独立制度是体现了自身鲜明特色的:

一是司法权的有限独立。西方司法独立是建立在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鼎足而立基础上的，因而其司法权完全独立于其他两权。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而并非单纯的立法机关，它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存在着权力的上位与下位、授予与承受、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而司法从根本上说不能独立于人大，只能独立于行政权，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人大可以随意介入司法程序，干涉已经授受出去的司法权的具体行使。

二是司法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是中国的一项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宪法原则，所以司法机关不能摆脱党的领导，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非党组织或党员可以在法律程序之外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三是它不仅限于审判独立，而且还包括检察独立，这是由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司法属性所决定的。可见，司法独立与中国国情是可兼容的，而中国司法独立的特色之处就在于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民事诉讼中一般实行的举证原则是什么

一般民事诉讼中实行的举证原则是什么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举证责任在诉讼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即举证责任在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之间的合理配置。举证责任的分配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谁应就何种事实负举证责任，以及在争议的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谁应当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一般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行为责任注重诉讼的表象和形式，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了避免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而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转移，直到双方无证可举。行为责任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果。

结果责任最初由德国法学家尤利乌斯.格拉斯提出，后经许多法学名家的倡导，成为举证责任的主导概念。结果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当判谁败诉的问题。尽管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官仍不得拒绝裁判。法官在作出裁判前，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后果，这才是举证责任的本质。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是举证责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为责任督促权利主张者提供证据以支持自己的主张，以便法官查明案情,正确下判。结果责任则是一种潜在的责任，主要针对主张者无法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从而使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如果判其败诉，又明显不公，法律针对这种情况预先设置由哪一方来承担败诉的风险。当诉讼终结，一旦案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法律预先设置的潜在的结果责任，则可能转化为现实。举证责任的实质在于结果责任，结果责任事关当事人诉讼的成败。因而如何科学、公正、公平地分配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就显得至关紧要。

在民事诉讼理论领域，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内容，被认为是“民事诉讼上的脊梁”;在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问题是每一个民事案件都会遇到的问题，而个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又错综复杂、情况各异。因此，探讨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伪造证据是严重妨碍了司法公正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可以知道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需要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1、行政责任：拘留、罚款。

2、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伪证罪的处罚视犯罪情节而定：

(1)、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般民事诉讼中实行的举证原则是什么?民事诉讼案件中的举证是需要各自提供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但记得这些证据来源必须要合法。关于民事诉讼中举证的内容你要是存在着相关的疑问不知道怎么处理，请来上找律师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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